中評社香港6月21日電／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訪問學者李帥武，與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韋宗友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6月號發表專文《特朗普第二任期涉台政策特徵與危機管理邏輯》，作者認為：在國內政治壓力和地區霸權憂慮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涉台政策具有交易型理性、威脅型合作、施壓型管控、表演型表達等特點，既重視台灣地緣安全價值，又要求改造當前美台經貿關係，強調避免中美直接對抗，注重通過涉台政策回應國內政治訴求。
作者認為，基於此，特朗普在涉台危機管理上表現出“避免衝突爆發”和“製造可控危機”兩種相輔相成的邏輯，既通過強力管控涉台危機，來維持中美關係的穩定，又在可控範圍內主動製造危機，增進美國利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美國涉台危機管理更強調總統個人領導力，延續了拜登政府恢復和建立的部分“護欄”機制，重視中美之間的常態化危機管理，並利用國內政治力量來增加美國涉台危機的管控籌碼。在避免台海地區爆發衝突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在涉台危機管理上將呈現出一種“製造可控危機—戰略收益—再製造危機”的循環機制。文章內容如下：
自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就將台灣納入所謂“第一島鏈”，加強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遏制。美蘇冷戰結束後，美國因要在亞洲維護單極霸權地位，繼續改造地區聯盟體系，涉台政策以防範中國崛起為主要目的。美國將台灣視為地緣政治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常根據自身戰略需要調整台灣的角色。同時，由於處於不對稱聯盟體系中的優勢地位，美國在美台關係中常通過“增加安全壓力”或“引發被拋棄焦慮”來迫使台灣改變對外行為，幫助美國實現地區利益。①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不斷推進，有研究指出特朗普和拜登兩屆政府，雖都將台灣視為制衡中國大陸的重要工具，但特朗普更多採用突破性、交易性手段，而拜登政府則傾向於制度化、多邊化路徑，在政策工具、實施方式以及風險偏好上存在明顯差異。②特朗普在2025年再次入主白宮，並打造了忠誠其本人的外交團隊，其對台政策愈發服務於“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等議程。基於此，本文著重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對台政策的特點，剖析其涉台危機管理的邏輯。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涉台政策的國內外環境
特朗普第二任期涉台政策，是在國內政治壓力加劇、對華戰略競爭升級以及美國對自身的霸權焦慮進一步上升的背景下產生的。
（一）“美國優先”議程中的國內政治壓力
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執政時所面對的是一個更加撕裂的美國。政治層面，美國兩黨政治鬥爭不斷加劇，政治極化進一步升級，“否決政治”大行其道，兩黨的政治分歧愈發突出；經濟層面，美國傳統製造業萎縮，高通脹導致白人工人階級生活水平下降，經濟不平等現象突出，貧富分化愈發嚴重，經濟議題成為“美國優先”的核心關注點；社會層面，兩黨圍繞“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愈演愈烈，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社會張力持續上升。③
面對愈發撕裂的美國，特朗普踐行右翼民粹主義的政策主張，向政治對手“宣戰”。就職當天，特朗普就宣佈恢復“美國優先”政策，頒布一系列行政令，其中尤以反對非法移民、解決通貨膨脹、改革貿易體系為重，強調關稅是緩解美國財政壓力、吸引製造業回流、重振美國經濟的重要工具。2025年4月，特朗普又推出“對等關稅”政策，認為“幾十年來，美國一直遭到世界各國的搶劫、掠奪，無論遠近，無論是盟友還是敵人，都在掠奪美國”，④表達了其想要通過關稅政策來重塑以“美國利益”為中心的全球貿易體系、重建美國製造業體系、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緩解美國債務壓力、降低國內失業率，應對國內經濟、政治壓力的宏大願景。從國內政治的角度看，通過關稅轉移國內矛盾、緩解財政壓力、獲得政治影響力，是特朗普理解包括對台政策在內的所有對外政策的重要參考。
（二）“戰略競爭”框架下的霸權地位憂慮
“美國優先”並不意味著美國要放棄在東亞乃至全球的領導地位。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美國對中國崛起、失去地區霸權地位的擔憂愈發明顯。當前，美國戰略界在對華戰略認知上已完成了由“接觸共識”到“競爭共識”的重大轉變，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開始將中國視為美國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拜登政府則繼續強化對華戰略競爭的共識。
與拜登政府打造地區“民主價值觀同盟”來護持美國霸權不同，特朗普認為美國承擔的國際責任過多、維持霸權的成本過高。在特朗普的邏輯中，美國霸權的衰落主要是因為美國國內實力的衰落，認為美國過去在國際事務上投入了過多的資源和精力。因此，迫使同盟和夥伴國家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不僅可以繼續維護以美國為中心的地區秩序、維護美國霸權，還能幫助美國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問題，促進美國實力的發展。可以說，特朗普堅定認為美國實力是護持美國霸權的基石，而緩解霸權憂慮的核心之一就是在國際上推進“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外交議程，這也意味著美國的一切外交政策都必須服務於美國實力的提升，並要有選擇地利用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來左右全球局勢，將美國霸權武器化，達到護持霸權的目的。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涉台政策特點
特朗普第一任期前期延續對台“戰略模糊”政策，通過對台軍事和安全合作，試圖以加強威懾強度來維持台海地區介入與影響，後期出現“戰略清晰”跡象，一度試圖突破對台“官方”交往的既有框限。從現階段表現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繼承了其第一任期涉台政策的部分特點，並基於台灣在地區安全秩序中的地緣政治價值及其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的經濟價值，結合美國自身戰略訴求和國內政治考量，重新調整了涉台政策。
（一）交易型理性：重視台灣地緣安全價值
交易型理性是理解特朗普涉台地緣安全價值的關鍵。從執政表現看，交易是特朗普最鮮明的外交模式，體現了其爭取美國利益的“理性”選擇。特朗普將國家間的經濟、安全利益視為可以談判和交換的對象，漠視國際社會中的制度規則、道義價值，強調即時性和可衡量性交易的重要性，關注短期和可見利益，如關稅、補貼、施壓、互惠協定等，不重視長期的政治承諾、信譽成本以及制度安排。
在特朗普政府的認知中，一方面，台灣的地緣安全價值內嵌於美國對華戰略框架，是遏制中國軍事影響力的必要一環，也是可供談判交易的政治籌碼，更是獲取對華談判優勢、爭取談判結果的交易資產。在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特朗普政府表示台灣提供了直通“第二島鏈”的入口，並將東北亞與東南亞分割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戰區，⑤強調了台灣對美國的地緣政治價值。另一方面，特朗普在認知台灣地緣安全價值時強調以“美國優先”進行理性選擇。與拜登政府強調價值觀不同，特朗普更重視涉台軍事問題，強調將對台軍援作為施壓籌碼，加大對台軍售，並要求台灣將防務開支占比提升至台灣GDP的5%至10%，減輕美國“防禦台灣”的軍事責任。特朗普將安全承諾同盟友和夥伴國家的責任分擔掛鈎，要求盟伴國家介入台海地區，如督促北約、日本、韓國、菲律賓等盟友在安全政策層面加強同台灣的軍事合作，⑥企圖達到既減少防禦台灣的成本，又向盟伴國家兜售軍火，還能提升對中國大陸軍事威懾等諸多目的，在地緣安全領域展現出鮮明的“交易型理性”特點。
（二）威脅型合作：改造當前美台經貿關係
除地緣安全價值外，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還認識到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製造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現實，認為必須以“美國優先”改造美台經貿關係。一方面，特朗普認為台灣長期在美台貿易中獲利，必須處理美台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例如，特朗普上台前後多次點名台灣“偷走了美國芯片生意”，明示台灣必須“買得更多”。⑦平衡美台貿易關係，減少美台貿易逆差，可以說是特朗普對台政策認知的一個新特點。
另一方面，特朗普脅迫台灣企業赴美投資，直接要求台積電加大赴美投資力度，加快美國本土半導體製造業的建設。特朗普多次抨擊“台灣公司搶走美國半導體生意及利潤”，要求台積電加大對美投資。2025年3月3日，台積電宣布要在美國新增投資1000億美元，可以說是特朗普施壓的重要成果。除特朗普外，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在2025年9月末表示：“如果美國能掌握台灣芯片產能的50%，就能確保我們在必要時有能力做該做的事”，聲稱：“華盛頓已與台灣就半導體製造的‘五五開方案’展開討論，此舉將大幅降低美國對台灣的依賴”，強調：“我的目標，也是本屆政府的目標，是大幅推動芯片製造回流本土——我們必須自己生產芯片。我向［台灣］提出的構想是：讓我們實現50－50的格局——我們生產一半，你們生產一半。”⑧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涉台認知上更加重視所謂的“貿易平等”問題，並未因台灣所謂的“特殊地位”而採取“差別對待”，不僅繼續要求台積電配合美國的對華半導體管制政策，還強調美國要降低對台灣的半導體製造的依賴，有意“經濟榨台”，掏空台灣半導體產業。
（三）施壓型管控：避免引發中美直接衝突
特朗普第二任期尚未將台灣問題視為對華政策的優先事項，但其意識到最有可能將中美拖入全面衝突的首要風險點之一就是台灣問題，且認為這並不符合美國利益。因此，防範台海衝突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重要議題之一，且其傾向於通過減少安全承諾和限制官方關係等措施，來強化對台灣當局的控制，警告“台獨”勢力，穩定中美關係。
當前，特朗普暫將中美貿易談判視為優先事項，繼續保持對台“戰略模糊”。特朗普政府通過取消2025年6月美台高級國防官員防務會談、阻止賴清德過境美國等，避免台灣問題影響中美談判，強化對台灣當局的約束，間接表達了想要與中國大陸共同確保台海穩定的意願。與此同時，特朗普還取消了4億美元對台援助，明顯表現出“美國對台灣的軍事支持不是理所應當，更不是無限度”的態度，以安全施壓來提高對台灣當局的控制力，有意將台灣從美國保護的“被動受益者”轉變為所謂的“地區防禦貢獻者”。2025年10月，美國駐華大使龐德偉在接受專訪時更是強調，特朗普政府“並未改變一中政策”，且不希望因台灣與中國發生任何衝突。⑨可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更傾向於通過框限台灣當局和“台獨”勢力，避免與中國出現直接衝突。
（四）表演型表達：著重回應國內政治訴求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對台政策基於“外交政策服務國內政治”的邏輯，堅持“美國優先”，涉台政策明顯迎合民粹主義基本盤選民的偏好。在涉台軍事議題上，特朗普回應民粹主義選民減少國際援助的訴求，拒絕批准4億美元的對台援助，將台灣的“保護費”視為衡量美台關係的指標之一，迫使台灣向美國購買軍事裝備。美國防部副部長柯伯吉在2025年3月表示：“台灣應該將‘國防’預算提高至GDP的10%左右”，預計2026年台當局的防務預算將達到GDP的3.32%；賴清德更是表態：“‘國防’預算可望在2030年前比照北約的標準，達到GDP的5%”。同時，特朗普將削減對外軍事援助、兜售武器裝備視為政績，不斷強化“經濟規模龐大、繁榮的台灣應該像歐洲國家一樣購買自己武器”的觀點，回應國內MAGA派選民的訴求。2025年12月17日，特朗普政府宣布要求國會同意向台灣出售總額為110億美元的武器裝備，遠超拜登政府的84億美元，對台軍售再度提高。
在涉台經貿議題上，特朗普曾在台積電宣布對美增加1000億美元投資時，大贊台積電“實際上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公司之一”，並在4月徵收對等關稅時對台灣半導體產品進行豁免。然而，在後續美台經貿談判中，美國並未優待台灣，對台關稅也高於日、韓。可見，在對台政策上，特朗普政府通過漫天要價、誇張型表演，迫使台灣在防務和經貿問題上屈從美國要求，服務國內政治需要，迎合了基本盤減少對外援助、吸引製造業回流、強調對等貿易等經濟訴求。
綜上，特朗普第二任期從“美國優先”的視角來制定涉台政策，並將其納入對華戰略中，看重台灣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價值，企圖達成既遏制中國發展，又促進美國利益的雙重目的。從客觀上看，特朗普想要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要塑造有利於美國的地區安全環境，加強涉台危機管控，避免與中國因台灣問題出現過多摩擦和直接衝突。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涉台危機管控邏輯與策略
特朗普第二任期發起了針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軍事行動，意圖將地緣政治經濟目標和國內政治表演進行捆綁，獲取選舉收益。在上述兩次軍事行動前，特朗普均以武力威脅、外交表態等來主動製造危機，並最終發起軍事行動。但不同的是，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可控有效，特朗普在快速解決危機的同時又有效控制了戰爭成本，獲得了國內MAGA派的支持；與之相對，美國對伊朗的軍事打擊卻久拖未決，甚至走向失控，特朗普也不得不投放更多的軍事資源，導致其支持陣營出現分裂。由此可見，特朗普第二任期在處理國際危機時，主要遵循國內政治邏輯，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傾向於通過“主動塑造危機情勢但避免深度捲入戰爭”的方式，來獲得國內選民尤其是民粹主義基本盤的支持，這種政策偏好貫穿於特朗普的外交決策中，也自然反映在涉華、涉台政策上。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涉台危機管控邏輯
國際危機管理是一個國家在重大國際危機時刻實施的戰略選擇，主要有避免衝突和增進利益兩種模式。在涉台政策認知上，基於交易型理性、威脅型合作、施壓型管控以及表演型表達等對台政策特點，特朗普認識到與中國爆發直接衝突勢必會加大美國的海外軍事投入，引起國內右翼民粹主義選民的不滿，因此其涉台危機管理勢必以不與中國爆發直接衝突為底線，繼續強調軍事威懾的重要性，並在部分領域以打“台灣牌”的方式，主動製造危機，增進美國利益。
1.避免衝突爆發：強力管控危機
避免戰爭模式強調以和平方式解決潛在衝突，認為危機管理的成功與否取決於能否避免戰爭，視威懾為重要管控手段。民粹主義右翼作為特朗普的基本盤，反對美國擴大海外安全承諾，還要求美國必須維持全球領導地位，其深刻影響特朗普的對華、對台政策，導致特朗普第二任期奉行“以實力求和平”的外交方針，以威懾來管控台海危機，避免與中國爆發直接衝突。例如，2025年8月，特朗普提及台海衝突時表示：“衹要我還在這裡，這就不會發生”；2025年10月19日，特朗普再次公開討論台灣問題，重申不會發生台海衝突，還稱：“我們（美國）擁有最好的裝備，沒有人能撼動這一點。我認為我們和中國相處得很好。中國不想那樣做。”在2025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特朗普政府更是強調，“將維持長期以來的對台政策公開立場，不支持任何單方面改變台灣海峽現狀的行為”，明確在涉台問題上採取“戰略模糊”戰略，明顯表現出其想要與中國避免發生衝突的意願。
同時，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視軍事威懾，將對華威懾作為管控涉台危機的重要手段，認為“通過保持軍事上的壓倒性優勢來威懾台海衝突，是我們的當務之急”。⑩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繼續以對台軍售、加強軍事合作等方式兌現所謂的“安全承諾”。就2025年12月美國對台軍售方案而言，其構成主要包括遠程火力、反裝甲、無人系統、戰術網絡與後勤維持等，可以顯著提升台灣的防務能力。在雙方軍事合作上，美國與台灣的軍事交流較為頻繁，包括高層戰略與安全政策對話、觀摩雙邊演訓、情報信息共享、作戰議題討論、聯合兵棋推演、軍備研發與防務產業合作等在內的機制仍在運行，美國仍有意將“武裝台灣”作為對華威懾重點。
另一方面，特朗普還要求日本、韓國等地區盟伴國家承擔更多防務責任，如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明確表示日本、韓國要增加防務開支，將“威懾對手、保護第一島鏈”作為軍事能力建設的重點方向。究其實質，特朗普第二任期企圖以地區軍事合作來提高對華威懾強度，以實力優勢提升涉台危機管控能力，以威懾來防止與中國的直接軍事對抗。整體而言，特朗普第二任期仍將威懾作為管控涉台危機的基本原則，通過持續的對台軍售和軍事交流來增加台灣當局的防務能力，實現以軍事優勢威懾中國、避免與中國發生直接衝突的目的。
2.主動製造危機：增進美國利益
國際危機管理不一定意味著避免使用武力，也不總是要危機降級，某些國家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可能精心策劃和故意挑起危機，尤其是對美國這一超級大國而言，國際危機是增加自身利益的機遇，可以通過國際危機管理迫使對手做出最大的讓步，而己方衹做出最小的讓步。觀察美國外交史可以發現，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習慣到處插手國際危機，千方百計利用、製造國際危機謀求霸權利益是美國國際危機管理的顯著特徵。特朗普第一任期曾多次在台灣問題上運用了“製造可控危機”這一隱形邏輯，如多次批准對台軍售、將台灣標榜為“印太戰略”中的所謂關鍵支點、縱容“台獨”勢力等，認為挑動兩岸適度衝突有助於維護美國利益。⑪
自第二任期開啟後，特朗普在委內瑞拉、伊朗核問題上也主動製造國際危機，企圖以美國的實力優勢來強迫對手讓步，“美國優先”的傾向非常突出，“以實力求和平”的對外政策更有向“以實力求利益”的方向演變。在對華政策方面，特朗普視中美貿易問題為優先事項，將台灣問題納入整體的對華政策框架中，視台灣為對華經貿談判的籌碼，目前雖未主動製造台海危機，但仍然有可能利用台海問題作文章，迫使中國在其他議題上讓步。例如，在中美經貿談判不順利的情況下，特朗普仍有可能通過繼續加強對台軍售和援助、在“一個中國”政策上強化美國與中國的立場差異、幫助台灣拓展“國際空間”、允許“台獨”官員過境、寬鬆高官訪台限制等，迫使中國在經貿談判、稀土管制等領域讓步。
基於當前的美台關係，特朗普可以通過主動製造涉台危機，在經貿、安全、意識形態等領域對華施壓，通過“製造—升級—緩和—再製造”的危機管理鏈條，不斷測試中國反應，持續宣傳“中國威脅論”，強化地區盟伴對美依賴，優化印太軍事資源配置，提升美國的地區影響力，形成對華談判優勢，增進美國利益。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政治安全領域“製造涉台危機”時會更加謹慎，這主要是因為特朗普及其核心選民對曠日持久的海外戰爭非常抵觸，基於國內政治的考量，特朗普2.0會避免與中國發生直接的衝突，尤其是再考慮到當前美國對中國在部分供應鏈上的依賴以及美伊戰爭的教訓，特朗普會在對華博弈和權衡中不斷進行取捨，“避免衝突”相對“製造危機”更具有優先性。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涉台危機管控策略
在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以及利用“可控危機”來推進美國地區利益的危機管控邏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涉台危機管控策略主要以特朗普個人決策為核心，並沿用了拜登政府時期建立的“護欄”機制。
1.形成自上而下模式，強調個人領導力
國際危機管理的出發點是避免戰爭，這不僅要求對方克制行為，更重要的是約束自己。⑫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標準強調理念契合和個人忠誠，並打造了以其個人為核心的政策執行團隊。在涉台團隊方面，特朗普重視對涉台危機預警機制的控制力，通過任命國務卿魯比奧、國家情報總監圖爾茜·加巴德、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拉特克里夫等，有意將內閣班子打造為貫徹其個人意願的“執行機構”，標誌著美國行政部門在涉台危機管理上的工作重點轉向風險檢測、評估和預警。國家情報總監對總統直接負責的制度設計，使特朗普可以快速詳細掌握涉台情報，行政部門的主要任務是提供真實情報和信息，而非提出應對建議。這種對行政權力的高度控制，可以幫助特朗普將涉台危機保持在其可控的範圍之內。
在涉台危機決策方面，特朗普發揮核心作用，其決策方式高度個人化，強調貫徹總統個人意志。目前，特朗普在白宮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從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可以看到，當特朗普相信“伊朗已經具備政權更迭的條件”時，副總統萬斯的反對意見和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里夫的建議並不能影響特朗普“發動對伊軍事打擊”的判斷，特朗普的顧問團隊雖對此有嚴重擔憂，但最終還是服從了總統，而特朗普最初也相信“這將是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就像在委內瑞拉那樣”。⑬同時，特朗普在開啟第二任期後不久就回應右翼民粹主義的“反精英”訴求，明確提出要削弱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深層國家”機構的決策影響力，以裁減官員為主要方式解構了傳統外交機構，將外交權力授予少數忠誠高官及親信，如國務卿魯比奧和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等，確保個人意志得以體現。由此，在對華、涉台危機管理上，特朗普擁有最終的決策權，其篤信個人判斷，輕視專業分析的情況遠超之前其他美國總統。
此外，特朗普還熱衷元首外交，強調個人關係在涉台危機管理中的重要性。自第二任期始，特朗普就多次稱讚中國國家領導人，進行多次線上、線下溝通，體現了其以元首外交來進行涉台危機管理的意願。例如，在2026年2月4日的元首熱線中，中國就要求美方慎重處理台灣問題和對台軍售問題，而特朗普政府在不久後就推遲了已批准的對台軍售計劃，為訪華做準備。總的來看，在特朗普高度重視對華經貿議題的情況下，其會強勢主導涉台事務，確保個人意志在美國涉台危機決策和危機管控中的核心地位。
2.沿用中美護欄機制，規避偶然性危機
與第一任期後半段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明確認識到了中美軍事溝通在防止誤判與意外升級中的價值，推動恢復或維持多條安全對話渠道，不斷釋放政治信號，強調雙方需要管控危機、避免風險。基於此，在防範危機出現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沿用了拜登政府時期恢復和建立的部分“護欄”機制，在外交、軍事領域保持對華溝通，以降低台海地區出現風險誤判的可能性。
具體來看，在新版《美國國防戰略報告》中，特朗普政府明確表示要通過更廣泛的形式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接觸，將支持戰略穩定、更廣泛的衝突化解與降級作為接觸重點，維護印太地區和平。美國國防部也表態稱：要通過行動“展示對實現並維持這樣一個和平繁榮未來的真誠願望”。在兩國元首於韓國釜山會晤後，美國國防部長更是表示雙方首腦會晤為“美中兩國的永久和平與成功奠定了基調”，並表示已同意要與中國設立軍事溝通渠道以“緩和衝突”。目前，除元首熱線外，雙方已存在的“護欄”機制主要包括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外長熱線、防長熱線等，這類機制能夠直接加強中美之間的溝通，更好防範偶然性涉台危機的升級，是特朗普政府進行危機管控的重要組成部分。
3.利用國內政治壓力，增加危機管控籌碼
特朗普善用美國國會來打“台灣牌”。自2025年1月特朗普第二次掌權以來，其在涉台議題上較為克制，且由於共和黨的“特朗普化”，其可以有效約束“親台反華”的國會共和黨議員。然而，這種約束依賴於特朗普的個人意志，特朗普對反華政客的控制能力，也可能會演變為美國涉台危機管控的重要籌碼。
長期以來，台灣當局對美國的政客持續游說，輸送經濟利益，導致部分國會議員充當反華急先鋒，逐漸淪為所謂台灣利益的“保護人”，國會也成為親台分子的“大本營”。得益於對共和黨的“改造”以及共和黨對國會兩院的控制，特朗普至少在2026年美國中期選舉前仍對國會擁有較大的影響力。在“挺台遏華”成為國會涉華共識的大背景下，國會各種挺台法案層出不窮，為特朗普製造涉台“可控危機”提供了機會。例如，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美國國會在短時間內就炮製了多項“挺台”法案，如支持台灣參加IMF等國際組織、要求國務院定期審核並報告對台指導意見、反對中國在國際組織中改變台灣地位、要求使用“Taiwan”而非“Chinese Taipei”等等。
在此情況下，特朗普一方面可以利用在黨內的影響力來阻止挺台法案的出台，以此作為中美經貿磋商的杠杆，從中獲利；另一方面，特朗普還可以利用“立法和行政權分立”這一憲法原則來對自身行為進行推脫，放任國會出台“挺台”法案，主動觸發涉台危機，測試中國反應。
總而言之，特朗普的個人影響力會貫穿其涉台危機管理全過程，在堅持“一中政策”的情況下，其延續了前任拜登政府部分恢復和建立的“護欄”機制，以元首外交為主，避免因偶然性涉台危機與中國爆發直接衝突，並會利用國內政治力量來增加對華危機管控籌碼，推進美國利益。
四、結語
自第二任期始，特朗普的涉台政策愈發服務於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台灣在特朗普眼中也日益成為中美博弈的重要籌碼。然而，儘管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和偏愛外交交易，並以減少安全承諾恐嚇台灣，榨取台灣經濟價值，但無論出於對華戰略競爭考慮，還是作為對華經貿談判的利益籌碼，特朗普都不會放棄打“台灣牌”。此外，美國政府還試圖通過增加對台軍售、提升台灣軍事防禦能力、要求日本等亞太盟友分擔責任等方式，威懾中國大陸。對此，中國大陸一方面高度重視中美元首外交，與特朗普保持經常性溝通，防止其在涉台問題上被國內對華政策鷹派牽制；另一方面，要在涉台議題上掌握主動權，減弱美國涉台政策對中美關係的消極影響，在一中原則基礎上加強與島內各黨派良性互動，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國家統一進程。
注釋：
①Victor D. Cha， “Powerplay：Origins of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0， vol.34， no. 4， pp. 158－196.
②伍湘陵，仇長根：《特朗普與拜登對台戰略的延續與變化》，《中國評論》，2025年9月號。
③王棟，馬濤：《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華競爭戰略前瞻》，《國際安全研究》，2025年第2期，第26頁。
④Trump’s “Liberation Day” Speech， April 02，2025， https：／／www.crisesnotes.com／content／files／2025／04／April－2nd－2025－National－Liberation－Day－Trump－transcript.pdf.
⑤⑩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⑥Victor D. Cha，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U.S. Demands：Minimize Risk， Maximize Reward，” CSIS， October 6，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outh－koreas－response－us－demands－minimize－risk－maximize－reward.
⑦Michael Kan， “Trump：Intel Was Great Until ‘Taiwan Took Our Chip Business Away’，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pcmag.com／news／trump－intel－was－great－until－taiwan－took－our－chip－business－away－tsmc.
⑧Dylan Butts， “U.S. Commerce Head Lutnick Wants Taiwan to Help America Make 50% of Its Chips Locally，” CNBC， September 30， 2025， https：／／www.cnbc.com／2025／09／30／taiwan－should－only－produce－half－of－americas－chips－says－us－commerce－chief.html.
⑨John Liu， “Taiwan says it will resist pressure from Washington to move half of chip production to US，” CNN， October 01， 2025， https：／／www.cnn.com／2025／10／01／business／taiwan－resist－us－pressure－move－chip－production－intl－hnk.
⑪鍾厚濤：《特朗普 2.0 時期美國對台政策走向及其影響》，《統一戰線學研究》，2025年第1期，第162頁。
⑫張沱生，史文：《對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機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頁。
⑬Maggie Habermana and Jonathan Swan， “6 Takeaways From the Story of Trump’s Decision to Go to War With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8， 2026， https：／／www.nytimes.com／2026／04／07／us／politics／trump－iran－war－takeaways.html.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6月號，總第342期，P47－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