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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李其澤。（中評社 資料照） |
中評社台北5月6日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內閣日前修訂《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實質取消“救難、輸送、警戒、監視、掃海”五類限制，使軍艦、飛彈等殺傷性裝備得以對外輸出。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李其澤6日指出，這不只是技術性鬆綁，而是日本戰後安全角色的質變，從受和平主義約束的軍事強國，轉向以軍工輸出重塑區域安全架構的“準安全供應國”。
“對台灣而言，這是一種高度矛盾的雙重現實。”李其澤指出，一方面日本將台海納入安全邏輯並擴大軍事能力外溢，確實提高中國在第一島鏈行動的成本；另一方面台灣也更深嵌入中日對抗與美日同盟體系之中，成為多重戰略互動的交會點，風險結構由單一威脅轉為“多邊耦合”。
李其澤指出，此一轉向具有清晰的制度演進軌跡。自1970年代全面禁武出口，到2014年安倍晉三政府以《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代舊制，開放人道用途與國際共同研發，再到今日將“殺傷性裝備可出口”制度化，日本已逐步完成從“自我約束”到“有限外溢”再到“戰略工具化”的三階段轉型。關鍵不在於出口本身，而在於軍事能力首次被納入對外權力配置的正式政策工具箱。
根據《中時新聞網》報導，李其澤說，高市早苗已明確將台海情境納入“存立危機事態”框架，意味著日本安全邊界由本土防衛外推至第一島鏈整體。其次，是對美國戰略可信度的避險。特別是特朗普執政風格的不確定性，使日本更傾向建立“半自主嚇阻能力”，而軍工輸出正是將產業能力轉化為戰略資產的關鍵途徑。第三，來自俄烏戰爭與中東衝突的經驗顯示：現代戰爭的核心不僅是技術優勢，更是持續量產與供應鏈韌性，沒有軍工輸出，就難以支撐長期嚇阻與繼戰能力。
李其澤指出，日本軍售的意義，已從“經濟行為”轉為“秩序工具”。以4月18日的日澳巡防艦合作案為例，三菱重工為澳洲建造新型軍艦，金額高達百億澳幣，這不僅是產業輸出，更是將日本嵌入南太平洋安全網絡的制度性安排。同樣，若菲律賓引進阿武隈級護衛艦成真，則日菲關係將從政治互信升級為包含訓練、維保與後勤整合的“準軍事同盟”。換言之，日本正透過軍售構建一套“去美國中心化但仍與美國協同”的區域安全網絡。
李其澤分析，中國官方不再僅以歷史記憶批判日本軍事正常化，而是將其界定為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制度性突破，並援引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來質疑其正當性。同時，中方已對日本實體祭出雙用途出口管制，顯示回應手段從輿論轉向經濟與科技層面的結構性反制。這意味著，中日競爭已由“議題摩擦”升級為“規範與秩序的對抗”。
李其澤表示，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日本是否“重返軍事國家”，而是印太秩序已進入快速重組的臨界點。當軍工輸出成為國家權力延伸的一部分，中日之間的競爭將不再是漸進調整，而是圍繞產業、制度與安全網絡的全面性對抗。未來的關鍵問題，不在於誰先改變規則，而在於誰更能承受這場結構性對抗所帶來的長期成本與系統性風險。 |
